——东晋南康公主故事与晋宋士人的女性观

来源:http://www.jc-greenair.com 作者:中国近代史 人气:145 发布时间:2019-11-24
摘要:原标题:“我见犹怜”的历史语境:感怀身世而生的惺惺相惜 国学小喵 “我见犹怜”仅仅是对美貌的怜爱之情吗? 被阐释的“我见犹怜” ——东晋南康公主故事与晋宋士人的女性观

原标题:“我见犹怜”的历史语境:感怀身世而生的惺惺相惜

国学小喵

“我见犹怜”仅仅是对美貌的怜爱之情吗?

被阐释的“我见犹怜”

——东晋南康公主故事与晋宋士人的女性观

——东晋南康公主故事与晋宋士人的女性观。文 / 王尔阳

东晋穆帝永和二年(346)十一月十一(12月10日),35岁的东晋大将桓温,上任荆州刺史一年有馀,递上一封奏疏,便不等朝廷批复,即日点兵伐蜀,上演了一出说走就走的征伐。翌年(347)正月廿八(2月24日),在其朝野早已积怨甚多的成汉末代君主李势,四战四败,经历一连串富有戏剧性的战事之后,终于战败投降。南方遂归统一。李势和他的近亲被送往东晋都城建康,以晋“归义侯”的身份又活了十多年。桓温则收获了蜀中人心、朝中人望,以及其他战利品。《世说新语·贤媛》讲了这样一个故事:

——东晋南康公主故事与晋宋士人的女性观。桓宣武平蜀,以李势妹为妾,甚有宠,常着斋后。主始不知,既闻,与数十婢拔白刃袭之。正值李梳头,发委藉地,肤色玉曜,不为动容,徐曰:“国破家亡,无心至此,今日若能见杀,乃是本怀。”主惭而退。

成书年代稍晚但也在刘宋时期的虞通之《妒记》,记载细节稍有不同。《世说新语·贤媛》所附刘孝标注引《妒记》:

温平蜀,以李势女为妾,郡主凶妒,不即知之。后知,乃拔刃往李所,因欲斫之。见李在窗梳头,姿貌端丽,徐徐结发,敛手向主,神色闲正,辞甚凄惋。主于是掷刀前抱之,曰:“阿子,我见汝亦怜,何况老奴。”遂善之。

这个故事版本,为初唐《艺文类聚》卷一八《人部·美妇人》所录。两相比照,宠妾的美色与辞情,乃能感动悍妻,以至妻妾遂可相得:因此虽然妻还是入《妒记》,但妾依然能够入《贤媛》。男主人桓温并未出场,其“艳福”却难免为讲故事和听故事的人所羡。叙述者理直气壮站在男主人及其同类人物的观察视角,以男主人为中心,定义了两个女性的角色和关系:于是读者常常忘记,故事除了发生在一个将军的后院,实际也发生在两名公主之间。她们之间能相通的,不仅仅是共侍一夫,还有原生家庭背景以及对自我身份标识的认同。

李势是成汉的末主,成汉中宗昭文帝李寿之子。无论桓温妾李氏是他的女儿还是妹妹,当成汉未亡国时,在其境内,都应该具有公主的地位。她的封邑和名字,我们无从得知:作为一个历史不长的割据政权公主,这些细节,叙事者认为不重要。她被桓温纳为侧室之前,是否有过婚史,我们无从得知:每逢乱世,妇女总是很容易成为各种有力者的战利品,即便她从前有过良人或心仪对象,对于讲故事的人来说,也无关紧要,而后世的“破镜重圆”是因为罕见,才有传播的价值。总而言之,当成汉灭亡,她失掉了公主的头衔,也就自然而然失掉了自己的名字和从前的故事。流传在后世的故事里,她就是一个美丽的战利品,和那个灭亡了她父兄政权的名字,永远联系在一起。“国破家亡,无心至此,今日若能见杀,乃是本怀”,这句话所含的情绪,来自曾为公主而非普通臣民的自我定位。将她作为一个亡国公主来解读这句话,能体会到的沉痛感,也远胜于将她视作一个得宠于男主人的普通弱女子。

显然,听闻她这样的话,桓温妻子受到那么大的精神冲击,也由此之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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桓妻东晋南康长公主,名兴男,是晋明帝司马绍与皇后庾文君的长女,成帝和康帝的姐姐,约生于东晋元帝太兴三年(320)。她出生的前一年父母结婚。她出生的那年,她父亲的储位又开始有不稳传言,迫切需要一个皇孙来巩固地位。父母给她的名字留下了当时危机的印记。当她弟弟在次年出生,亲近她皇太子父亲的郭璞,立即以灾异为言,提议改元,同时昭显皇孙的重要意义,并争取到晋元帝的认可。然而流亡王朝的动荡并没有结束,反而愈演愈烈。即便王敦在公元322年和324年两次起兵冲击都城的事件,未必令时年三五岁的南康公主受到非常直接的精神伤害,公元327年至329年的苏峻、祖约之乱,也足令年纪稍长些了的公主和成帝留下极深心理阴影,何况他们在这次变乱中,以他们极其不愿意接受的残酷方式失去了亲生母亲——《晋书·明穆庾皇后传》记载:“及苏峻作逆,京都倾覆,后见逼辱,遂以忧崩,时年三十二。”《晋书》所言“逼辱”约有四处,除此之外,如《怀帝纪》载,洛京倾覆之后,“(刘)曜等遂焚烧宫庙,逼辱妃后”。《王弥传》:“曜、弥等遂陷宫城,至太极前殿,纵兵大掠。幽帝于端门,逼辱羊皇后……”《苟晞传》所引怀帝手诏:“前司隶校尉刘暾、御史中丞温畿、右将军杜育,并见攻劫。广平、武安公主,先帝遗体,咸被逼辱。”皆是强暴之意。在冲入宫城的造反军人面前,身为临朝称制的皇太后,庾文君所遭遇的却是如破国亡家一般的惨痛经验,这甚至使她放弃了继续生存下去的意志。而她的非正常死亡,必然在已经开始懂事的子女心中留下难以磨灭的伤痕。

皇帝弟弟至少有大臣拱卫;南康公主和她其馀的弟妹,或许因为宫人掩护得当,也幸而无恙:然而母亲不在了。这次战乱代价巨大,有一部分他们舅父庾亮决策失误的原因。但舅父们更令人寒心的,则是战时毫无准备,“军未及阵,士众弃甲而走”,战后“亮携其三弟怿、条、翼南奔温峤”(《晋书·庾亮传》),“苏峻构逆,吴国内史庾冰出奔会稽”(《晋书·蔡谟传》),却把年轻孀居的妹妹,留给了攻陷都城的敌军。南康公主自己习武,而且多年之后,一旦心生不悦,还能当即拉出几十名手持制式兵器的女保镖,可知其不安全感之深,也可折射童年创痛之巨。有着如此经历的女性,听到李氏类如“国破家亡,死了干净”的言语,一瞬间激起的共鸣,必定远超过叙事者给她们定义的“情敌”;激起共鸣的,也不仅仅是李氏的表达方式(她的辞情和姿貌),同样包括内容。——桓温也在苏峻之乱中失去了父亲。如果将来桓温败了呢?天下未定,如果晋朝忽然亡了呢?——“姑娘,我和你是一类人”。她的情绪,不仅仅是对李氏容色气质的怜惜,也是一种同病相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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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嘉锡先生《世说新语笺疏》本条笺疏〔三〕:

敦煌本残类书第二种曰:“桓宣武平蜀,以李势女为妾,甚有宠,私置之后斋。公主初不知,既闻,领数十婢将棒袭之。正值李梳头,发委藉地,姿貌绝丽,肤色玉曜,不为动容。徐下地结发,敛手而言曰:‘国破家亡,父母屠□,偷存旦暮,无心以生。今日若能见杀,实惬本怀。’主乃掷刀杖,泣而前抱之曰:‘我见汝尚怜爱,心神凄怆,何况贼种老奴耶!’因厚礼相遇。”与此事同而加详。

这个版本的故事,更能看出:对李氏和南康公主两个女子的关系,中古存在另一种理解。它直指“家国”“父母”,指向公主这一社会角色。虽然李寿正常死亡,李势并未被杀,故事里李氏的台词留出了破绽,但讲这个故事的人已经注意到了两个女子身份标签的高度趋同。他们想讲的,是一个有关乱世女性,尤其是亡国公主的故事,并不仅仅是某个大将的一妻一妾。故事里的南康公主“掷刀”之利落,“泣而前抱”之动情,乃至“心神凄怆”的反应,“厚礼相遇”的照拂,都给读者相当深刻的印象。未满三十的少妇一连串动作,因此竟莫名带了几分侠气和俊爽。这一刻她或许想起了自己的母亲。“贼种老奴”这一比“老奴”语气更重的称谓,放在这样的语境里,对男性有力者劫掠妇女为战利品乃至性奴隶的行径,有意无意地隐隐透出相当严肃的批评:“强盗。”

正如我们所知的,这个版本的故事,并不如《世说新语》和《妒记》流行。或者说,六朝志人小说长期的流行过程中,这几个故事往往被看成一个整体,诠释方面则是“妒妇”被得宠的侧室逼退或感化的思路占据了主流,故事里的侧室形象被认为是一种“贤媛”典型。到了初唐类书《艺文类聚》,李氏连“贤妇人”也算不上,只能进入“美妇人”一目,南康公主则依然是“妒”。各种不同版本故事里,对李氏容貌风仪看似闲笔的涂抹勾勒,这时都有了回响。于是对故事的理解,终于演变成:作为战利品获得的得宠美人,可以通过自己内外兼修的美感动凶悍“善妒”的女主人,然后她们就可以一起安心服侍压根没出场的男主人了。

——这真是桓温们的理想。他们也希望她们真这么想。

不得不承认,汉唐之间的乱世里,李氏和庾文君遭遇的、南康公主心怀阴影的,其实是一种常态。后来的其他政权也是如此。北魏初期的宫廷里,十六国的亡国公主集中扎堆,并没有人真正关心过她们在想什么。北齐神武帝高欢的姬妾队伍里,北魏的流离王妃甚至前任皇后也集中扎堆,如果没搞出些什么特别出格或奇怪的事情,记载不过就是寥寥几句。后秦灭亡,被刘裕得到而又遣出的姚兴侄女,并不知道下落如何。刘宋少帝的皇后是东晋亡国公主,也没有人留意过她的感触。凡此等等,不一而足。李氏的祖父或父亲李寿,原为成汉公室,李骧之子,为夺取成汉领导权,起兵攻打成都,“乃誓文武,得数千人,袭成都,克之,纵兵虏掠,至乃奸略雄(成汉武帝李雄,李寿堂兄)女及李氏诸妇,多所残害,数日乃定”(《晋书·李寿载记》)。李势的来历则是“初,寿妻阎氏无子,骧杀李凤,为寿纳凤女,生势”。其执政后期“既骄吝,而性爱财色,常杀人而取其妻,荒淫不恤国事”(《晋书·李势载记》)。南康公主的父亲司马绍,虽然没机会灭亡谁的政权,但在攻灭王敦叛乱之后,也劫夺了他的姬妾宋袆,乃至损伤身体,英年早逝,“宋祎是石崇妓绿珠弟子,有国色,善吹笛,后在晋明帝宫,帝疾患危笃,群臣进谏,请出宋祎”(《艺文类聚》卷四四《乐部四·笛》事引沈约《俗说》)。公主们所忧惧的,正是她们赖以保护自己的父兄和夫婿所不惮恣意而行的。女性的愿望和男性的欲望全然背道而驰。乱世的丛林法则笼盖之下,没有哪个真正理性的掠食者,敢于自信内眷将来绝不会成为他人的猎物。但他们仍旧乐此不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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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成为战利品的女性,男性有力者们上心的,往往是这样几点:一、战利品是否有让他们满意的收集价值;二、战利品能否安全带回家;三、万一他们自己的内眷成了战利品,会怎么表现。落实到李氏和南康公主不打不相识的初次见面,显然,李氏比南康公主的表现,更能满足他们的期待。所以《世说新语》和《妒记》两个版本,都将李氏选为正面主角,而以南康公主作为反面衬托。对第一点的关注,表现在他们对李氏来历的说明、对李氏姿貌容仪的多方赞美,第二点和第三点则集中表现在他们对李氏“逼退”南康公主的塑造。吊诡之处在于这两部书都有刘宋皇族的背景。组织修撰《世说新语》的,是活跃于刘宋初期的临川王刘义庆。而《宋书·后妃传》记载:“宋世诸主,莫不严妒,太宗每疾之。湖熟令袁慆妻以妒忌赐死,使近臣虞通之撰《妒妇记》。”扮演父兄角色的男性有力者们,在此表现得一言难尽。

抢来的漂亮公主能说会道,能替男主人们制住家里的厉害公主——这是《世说新语》和《妒记》两版故事结构内在的共性。男主人被塑造为二者兼得的角色,而不是被两位同病相怜的女性共同批判认知的对象。流传中,这类理解逐渐占得绝对上风。而且,“漂亮”也压过了“能说会道”:李氏打动南康公主的话语,为了塑造南康公主的“妒”起见,成为一个可以被忽略掉的属性。以上种种,都是十分微妙的。讲故事的人多半是士人。讲故事的方式作为无意识史料,则真切折射出当时士人和权贵的女性观。值得庆幸的是,由于李氏的美貌和风度被塑造得过于抢眼,在更往后的时代里,“我见犹怜”本事里那些男性理想妻妾关系模型的影子也日趋淡化,终于成为一个不论男女皆可用于赞美特定人容貌气度的成语。如此虽非李氏与南康公主当初的“本怀”,却兼顾了后世女读者的心意,也算是沧桑轮转了。

文章作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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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尔阳

南京大学文学院

本文刊于《文史知识》2018年第8期 “随笔札记”栏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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