里的爱情故事

来源:http://www.jc-greenair.com 作者:中国近代史 人气:90 发布时间:2019-08-11
摘要:原标题:讲述 | 叶君健与苑茵的爱情故事 时光不老 我们不散 叶君健一家合影 叶君健与苑茵:“外交小院”里的爱情故事 □ 叶念伦 口述 吴睿娜 采访整理 北海公园的东北边,有一条南

原标题:讲述 | 叶君健与苑茵的爱情故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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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光不老

我们不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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叶君健一家合影

叶君健与苑茵:“外交小院”里的爱情故事

□ 叶念伦 口述 吴睿娜 采访整理

北海公园的东北边,有一条南北走向的胡同,清初名为内官监胡同,1911年后以谐音定名为“恭俭胡同”。里面曾经住过两位留过洋的人:一位是明朝七下西洋的三宝太监郑和,另一位就是走遍五大洲的叶君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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旧时的恭俭胡同

叶君健和夫人苑茵住的小院在恭俭胡同的北头,因为经常有外宾慕名来访,久而久之,这里被外人誉为“外交小院”。

与胡同的喧嚣相反,小院是一处闹中取静的世外桃源。院东边是葡萄架,西边是比人还要高的月季花丛。春天到来时,一片生机盎然。

如今,小院已是叶君健和苑茵的第二代、第三代住在里面。正屋的陈设还是叶君健和苑茵生前的样子,书柜里摆放着丹麦文、中文和英文版的《安徒生童话》以及他们夫妇二人写的书。笔者如约见到了叶君健的小儿子叶念伦,他将“外交小院”里的爱情故事向我娓娓道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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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难中相识

人的命运真的很神奇。我的父母,一个出生在东北,一个出生在湖北,在那个战乱动荡的年代,两个原本没有人生交集的人,被命运系到了一起。

他们相识在雾都重庆。“九一八”事变后,母亲告别了我的姥姥和姨,从东北辗转流亡到重庆,渐渐和家中失去了联系。在东北流亡学生救济总署的资助下,母亲考入了战时迁至此地的复旦大学,并成为中共地下党的一员。

父亲生于湖北省红安县,那是有名的将军县,产生了董必武和李先念两位国家主席和200多位红军将领。父亲被家乡人称为“将军县里唯一的文将军”。

我爷爷家特别穷,爷爷身体不好,种不了地,家里一亩地也没有,完全赤贫。尽管家里很穷,但父亲通过勤工俭学,14岁高小毕业,并通过自己的努力,参加同等学力的考试,在19岁那年考入武汉大学。他毕业没两年,日军攻占了武汉。

父亲思想左倾,主张抗日救国,积极支持共产党。毕业后,他在武汉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工作,厅长是郭沫若。第三厅表面上是国共合作的文艺团体,实际上受周恩来领导。当时,父亲发挥外语特长,接待了很多支持中国革命的外国友人,如白求恩、斯诺、史沫特莱、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,把他们送到共产党的各根据地去采访。武汉被占领后,父亲流亡到香港。他虽不是共产党员,却是共产党绝对信任的人。毛泽东在延安写就的《论持久战》和《论新阶段》等抗日著作,就是由宋庆龄转交给他,由他首次翻译成英文,对国外出版宣传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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叶君健主编的《中国文学》封面

25岁那年,父亲来到重庆。在香港已小有名气的他,被重庆大学、中央大学、复旦大学聘为教授。

我的母亲年轻时非常漂亮。在认识我父亲之前,很多达官贵人的子弟追求她。但她选择对象的标准是有共同的思想基础,她根本看不上那些公子哥儿。

母亲毕业前一年,正巧父亲到复旦外文系教课。以前母亲就读过他的作品,从进步同学那里得知,他用“马耳”的笔名为莫斯科的《苏联文学》写文章,介绍中国的抗战文学和进步作家。母亲听了他两堂课,便和他认识了,觉得他们的思想和趣味很接近。

母亲的导师马宗融教授就像家长一样照顾她。学生食堂吃的伙食,几乎都是发了霉的糙米和白水煮青菜。马教授经常把母亲叫到家里吃饭。我的父亲和马教授又是朋友,因此,他俩经常在马家见面,彼此都产生了好感。

打动我母亲芳心的是父亲的朴实。一天,我父亲说要请我母亲吃午饭,把她带到一个小面馆里,要了两碗担担面和两小碟花生米。这是当时重庆最便宜的吃食,旁边的食客全是抬滑竿的苦力。母亲怕辣没动筷子,父亲几口就把自己的担担面吃个精光。看到母亲不吃,就说:“现在国难当头,一切都困难,我们不要浪费。你不吃,我就帮你吃了吧。”然后把母亲那碗面和花生米拿过去一扫而光。

对有些女孩来说,用这种请吃饭的方式约会可能会当场失败,但我母亲却看到了父亲的朴实。

随着彼此了解加深,他们决定结婚。

1942年10月25日,在雾都重庆,他们举行了简朴而热闹的婚礼。老舍当主婚人,马宗融作为家长代表,出席婚礼的有文化界知名人士臧克家、孙罗荪、冯亦代等200多人。老舍还发表了即兴演讲,臧克家赋诗助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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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年的分离

两年后,我的父母迎来了感情路上最漫长的一次考验。

1944年初,英美开辟第二战场,为反击德意法西斯,英国政府开始战时总动员。英国战时宣传部希望邀请一位中国知识分子赴英,要求英语好,既非共产党员也非国民党员。我的父亲因此受邀,到英国各地演讲,宣传中国人民与日本侵略者殊死斗争的事迹,以激励英国军民抗击法西斯的斗志。由于是“二战”期间,不但交通不便,通讯都很困难。他们夫妻就像断了线的风筝,一个在东方,一个在西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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叶君健与剑桥同学合影(丹麦人)

一年的时间,父亲走遍英国,演讲了600多场。1945年,反法西斯战争结束了,父亲的任务完成了。由于中英两国当时不通民航,只有运兵船,一时无法回国。

当父亲飞往英国的时候,大哥还不到两岁,母亲又怀了二哥。没想到,父亲这一去就是6年。

大学学经济专业的母亲通过朋友在重庆的一家银行找到一份工作,算是安定了下来。一天,她下班回到四层的宿舍,二哥正站在窗前写字台上,听见房门响,吓了一跳,手扶的窗子被推开,从四楼掉了下去。两岁的二哥连父亲的面都没见过,在送往医院的路上,就匆匆离开了人间。

二哥的去世让母亲悲痛欲绝,整夜失眠,拿着衣物和玩具不停地哭。

后来母亲调到天津工作,父亲依然杳无音信。一天,母亲收到一封上海寄来的信,是一位刚从英国回国的作家写的,信里说叶君健已在国外有家,叫我母亲不要痴心再等。

这封信给了母亲很大的打击,但她是个非常坚强的女性,在极度痛苦的情况下,仍然坚持工作,抚养孩子,终因积劳成疾患上了重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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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交小院里的和谐生活

父亲终于回来了。

在英国的那几年,父亲出版了八本关于中国的英文长篇小说,被英国书会推荐为1947年的“最佳作品”。1949年8月,毕加索、居里夫人和阿拉贡联名写信邀请父亲作为远东唯一的作家,参加由社会主义国家发起、在波兰召开的世界保卫和平大会。会上,父亲遇到了宋平同志(后为中央政治局常委)和延安新华社的记者吴文涛(后为外文局局长),从他们那里得知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消息。他决定立刻放弃英国剑桥大学要给他的职位,回到新中国。

父亲坐轮船走了3个多月,于1949年底在天津登陆,和母亲重逢。

经医院检查,母亲是肺病三期。看到母亲因操劳而病重的样子,父亲内心受到很大冲击,他对母亲说:“我们分开太久了,战争时期又不能通信,何况还有人带来谣言。其实造谣的人倒是丢掉原配,在英国与英国人结婚,回国后又离婚,先后娶了第三和第四位夫人。我没有和别人结婚。记得我们结婚时,你说你的茵字就是一根冬天的小草。现在,我要把你这根小草用露水浇活,你不会死的。”

一年后,母亲生下了我。由于母亲肺病传染不能喂奶,父亲每四小时给我喂一次牛奶。母亲办理了病退,在家专心休养。渐渐地,我在父亲无微不至的照料下长大,母亲也转危为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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叶念伦手捧叶君健从英国带回的英文版《安徒生童话》

1957年,父母省吃俭用,以300匹布的价格换得了这个小院。

此前的房主,据说是清朝宫内掌管煤炭的官员后裔,民国后逐渐破落,便将院子分割出售。我们的小院原是他们家拴马的马房,夏天漏雨,冬天灌风。不过父母终于实现了有一个清净小院的梦想。

自从搬进这个小院,母亲把空闲的精力全部投到这座古老院落的整顿上去,敲敲打打,修修补补,塞这个漏洞,填那个院坑。这个小院原是三合,后来在南边修建了一窄条的小房,成为一个典型的北京四合院。父亲爬格子的大部分稿费花在了小院的修缮上。

俗话说:“富在深山有远亲”,我们搬入新居后,来往的亲朋好友多起来。父亲说:“他们都是穷人,年老的我们要给他们送终,年轻的我们要培养他们受教育自立。”于是父母把他俩在家乡的穷亲戚都先后接来了,姥姥、大姨、外甥女、侄女、姑姑、伯母,我们在这个小院里共同生活,节衣缩食,患难与共。

父亲在对外文委工作,负责接待各国友好人士。外国作家来中国访问,上级经常安排父亲在家招待。看到我们一大家子人能和谐地住在一个屋檐下,他们摇头感叹简直不可思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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恭俭胡同6 号院门

母亲是个养花“专家”,院子里种满了各种花卉,还有枣树、桃树、柿子树和葡萄。每当繁花盛开,母亲就会坐在花下写生。她画画是自学成才,专攻国画,最擅长画猫。

父亲有时会在画上题字和签名,然后把这些作品作为特殊礼品赠送给外国客人,这样就不必由单位买些工艺品送他们了。外国人最重视朋友亲笔写的东西,何况还是夫妻二人的共同创作,因此格外珍视父亲赠送的画,有的外国友人还用画框镶起来,挂在书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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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约“爬格子”

父亲所有的作品都是利用业余时间创作的。归国后,他长期主编《中国文学》英法文版,从选稿、翻译、定稿、排版、校对、付印、发行,他都要亲自落实,一丝不苟。

由于平日上班特别忙,所以下班后的时间对他来说格外宝贵,节假日、春节都是他最珍惜的写作时间。父亲最讨厌应酬,那个年代,客人来之前也无电话预约,经常是敲门就进。父亲写到一半,只好出来应酬,又怕思路忘了,总是看表。这一看表,客人就明白了,赶人呢。“叶公看表”成为当时文坛的一则逸事趣闻。

有时来客由我母亲出面应酬,告知对方叶老不在。实际父亲就在里屋写文章呢。可他写着写着就忘了,从里屋出来倒茶。客人一看,这不是在家呢吗?尽闹笑话。

父亲翻译的《安徒生童话》在国内影响了几代少年儿童。父亲第一次接触这本书是在剑桥的时候。一个丹麦的剑桥女同学借给他一本英文的《安徒生童话选集》。我父亲越看越着迷,觉得这不仅是优美的童话,而且富含很多哲理、诗意。他读完了这本英文选集觉得不过瘾,又借了德文、法文版,发觉同一个故事,内容翻译出入很大,体现了不同译者的不同理解和水平。他觉得有必要去研究原文,看看安徒生到底是怎么写的。他就利用寒暑假访问丹麦,学习丹麦文,考察安徒生的故居,考证民间故事的起源,做了大量研究工作。他着迷了,认为必须把这伟大的世界文学名著介绍到中国来。

父亲是从丹麦文翻译《安徒生童话》十六卷全集的第一人,翻译的时候参考了英法德三种译本。这套全集1953年完稿,1954年出版第一版,从初译、重译到改写、再版,前后历经40多年。安徒生创作168篇童话也历时40多年。丹麦的汉学家研究了父亲的译文后认为,在全世界500多种文字的译文中,父亲的翻译是最有创造性的,如他把《小人鱼》的篇名翻译成了更加有诗意的《海的女儿》。因为父亲把丹麦最闻名的名片——安徒生介绍给了人口最多的大国,丹麦女王在1988年册封他为勋爵。安徒生生前也曾获得同样的爵位。因同一本书,中西方相隔200多年的两位作家被授予同一勋衔,这是世界文学史上的唯一记录。

父亲写东西非常严谨,经常改得密密麻麻、一塌糊涂,除了我母亲,没人能看懂。我母亲就负责抄写和誊清。有的时候,誊清完了,父亲还要改。如果改得不多,出版社能看明白,那就算了,如果有新的灵感,需要大改了,我母亲还要再抄一遍。我从初中开始住校,每次回家都看见父亲在不停地写,母亲在不停地抄。这就是他们生活的常态。

我母亲也不是抄抄就完了。她的文笔也非常好,细腻、有文采。作为第一个读者,母亲也有自己的想法,不断提出一些修改意见。有时他们为一个情节讨论半天,促使父亲作一些大改。可以说,父亲所有中文作品都是我母亲反复提意见修改和抄写出来的。后来我和母亲整理出父亲的全集有1100万字,应该说其中的800万至900万字都有我母亲的一半“功劳”。

1992年,一直身体很好的父亲突然查出了前列腺癌,而且是晚期,大夫宣布活不过三个月。但凭着父亲的坚强和乐观,大夫的全力救治,母亲的日夜护理和精心调养,半年后,奇迹出现了,病情不仅被控制住,而且开始慢慢好转了。

这一年的10月25日,父母在病床上庆祝了“金婚”。著名诗人臧克家作诗庆贺:“银婚变金婚,两心并一心;恩爱相终始,百岁犹青春。”

此后,父母开始相约“爬格子”,两位白发老人你追我赶,辛勤笔耕,要在有生之年留下“写人生”的作品。父亲在与病魔作斗争的将近十年时间里,写了一大批珍贵的回忆录,创作了一批小说、散文,出版了《相逢在维也纳》和《白霞》等长篇和短篇作品集,总计200多万字。

母亲更是不教一日闲过,一边写作,一边画画。有些人可能不理解,所图何来?他们重视的是争分夺秒的“创造”。母亲在《粗人与绝症》随笔中说:“他一生认为他是平凡渺小的人,他生存的意义只在于创造……我作为和他在风风雨雨中共同生活了50余年的老伴,他这种‘新生’自然也给我的生命增添了某种活力。”

1995年在庆祝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前夕,父亲的长篇新作《白霞》和母亲的自传体纪实文学《冬草》双双面世,两部作品就像是姊妹篇,被文学界誉为“长篇双璧,文坛盛事”。

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在京开会,我的父母作为主席团成员双双出席,格外引人注意和重视:中央领导同志祝酒时,两次向他们问好和致谢;中央电视台还给满头银发的母亲来了一个“特写”镜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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叶君健、苑茵二人合著《金婚》一书封面照。苑茵画荷花,叶君健题字

十分难得的是,1996年,长征出版社出版了父母的散文合集《金婚》。5月,母亲随北京文史馆的同志出差,父亲为母亲校稿,还叮嘱出版社,要将母亲的稿子放在上部,篇幅和字数都要以她为主。这不是出于“女士优先”的西方礼节,而是出于父亲对母亲深沉而真挚的爱。

选自《纵横》2018年第8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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